bwin官网内容摘要:绩效化改革是我国21世纪政府预算改革的主旋律,如今已经站上法治化的门槛。本文选取青海、内蒙古两省区预算绩效管理立法案例,对其条款进行逐条比较分析,发现二者均体现了《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但内蒙古条例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内容更加全面、细化。但是,现有地方条例在内容上还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人大预算绩效审查机制缺失、部门绩效责任与权力下放不匹配、第三方权利保护不足、人才培养重视不够等方面。对于已经具备实现法治化条件的省市,在预算绩效立法方面应坚持“人民绩效观”,以“预算—绩效双循环”为基本逻辑,以地方“绩效立方”为内核,建立人大预算绩效审查监督、绩效协同等机制,并高度重视绩效人才培养。
荀子曰:法者,治之端也。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高层次,对改革发展稳定具有引领、规范、保障作用[1]。我国自21世纪初启动预算绩效化改革,前十年以绩效评价为主,2011年启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2018年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2],将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到“全面化”阶段,目前这一目标已经陆续实现[3][4]。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预算制度”“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对于预算治理这一重要领域,同样需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5],及时把预算绩效改革的成果上升为法律,推动预算绩效化改革从全面化走向法治化,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把利器。
OECD国家政府绩效改革普遍经历了从探索、试点到深化推广,从制度化到法治化的过程,通过专门立法从根本上保障改革的持续推进。其中,美国是最早启动政府预算绩效立法的国家,经历了“地方分散探索→中央顶层设计→地方因地制宜吸纳中央精神进行分散探索→中央完善顶层设计→地方因地制宜吸纳中央精神持续深入分散探索→中央升级顶层设计”的过程[6]。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美国联邦政府相继出台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1993)、《政府绩效与结果现代化法案》(2010),形成较为完善的政府预算绩效法律体系。英国自撒切尔政府上台开始绩效管理改革,先后出台《综合支出审查法案》(1972)、《财务管理新方案》、部长管理信息系统、《综合支出审查法案》《部门业务计划》等法律法规,使绩效成为政府治理的基本工具。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共治、法治、善治是其最终价值诉求[7]。预算绩效法治化需遵循“财政民主、精细规范、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贯彻“落实人大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的规制理念,以促进宏观层面绩效预算法治化的实现[8]。钟玮(2022)对立法的前置环节、立法规范的框架及重点内容进行了分析,以使预算绩效在法律框架内形成长期稳固的制度基础[9]。我国预算绩效法治化可以从健全现代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法律体系、强化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推进四大监督协同机制等方面实施[10]。
不过,对地方预算绩效法治化的实践研究是一个新话题,已有文献鲜有涉及。本文重点对青海、内蒙古两地预算绩效管理条例进行逐条对比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对地方预算绩效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建议。
毫无疑问,预算绩效法治化应当以预算法为基础。2014年预算法的修订实施意味着我国绩效法定在预算法定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该法第十二条规定:“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讲求绩效”作为原则性要求,贯穿整个预算周期。预算编制环节:第三十二条要求“各级预算应当根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要,参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进行编制”。预算审查环节:第四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对执行年度预算、改进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绩效、加强预算监督等提出意见和建议”。预算执行环节:第五十七条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决算审查环节: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要求决算审查“支出政策实施情况和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况。”
预算法实施条例规定了预算绩效评价的定义,明确了政府财政与各预算部门单位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责任分工,使绩效法定得到初步落实。
预算法只是一部程序法,其功能有限。而预算绩效治理参与主体除了财政部门、预算部门和单位外,还有人大、审计、第三方机构和社会公众,因而必须通过设立一部专门法,以便对相关各方的权力、责任与义务、预算绩效治理的基本流程与主要内容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预算绩效法治化的目标在于制定一部专门用于规范预算绩效相关各方权利与义务的法律,简称“预算绩效法”。
从学科属性来看,预算绩效专门法规范的对象是预算绩效治理活动,依附于预算治理活动,因而在学科方面是财税法下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领域法学的研究对象。其学理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理财治国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通过“理财”实现“治国”是这一理论的核心,而“理财”活动需要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进行[11]。财税诸法皆是规范“理财”活动的法律,预算绩效法亦不例外。
2.财税法定论。财税法定论源于税收法定论,包括财政法定、税收法定,是财税法领域的“帝王”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来源于诸法鼻祖——英国《大》。在税收法定的基础上[12],自然可以引出支出法定和绩效法定的原则。因此,在预算法这部程序法基础上再制定一部专门规范预算绩效活动的法律,实现“绩效法定”就成为完善我国财税法体系、保障预算绩效化改革走向成功的必然之举。
3.财税契约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财税契约明确下来,预算绩效水平决定着纳税人权利实现的程度,通过专门立法对预算绩效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也是财税契约的应有之义。
4.财税法律一体化论。该理论从纳税人、征税人、用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考虑财税领域的立法问题[13]。预算绩效法就是专门从用税人的立场出发,在合法性基础上考虑预算支出的效率和效果,考虑用税人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由此生成绩效信息,将其用于预算资源的配置并改善政府管理。
迄今为止,我国已有三部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出台。其中,青岛市于2014年8月27日通过《青岛市预算绩效管理条例》(简称《青岛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实现预算绩效法治化的城市。青海省《预算绩效管理条例》[14](简称《青海条例》)是我国第一部省级预算绩效法规,2022年11月29日通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15](简称《内蒙古条例》)于2024年9月27日通过,自当年11月1日起施行。
三者之中,《青岛条例》出台以来,预算法已经过2014修订、2018修正;2018年9月1日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2020年8月20日预算法实施条例颁布,因而其内容迫切需要更新。鉴于此,本文的案例分析只包括青海、内蒙古两省区条例。
从整体来看,《青海条例》包括8章共35条,《内蒙古条例》包括9章共44条。其基本框架如表1所示。
从整体框架来看,两条例基本内容均与《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一致,但二者对绩效管理监督与考核内容处理方式不同。《内蒙古条例》将绩效信息公开、监督与考核内容集中列入第七章,《青海条例》相关内容则比较分散。由于两条例出台时间相差22个月,在内容方面《内蒙古条例》必然拥有后发优势。因此下文重点分析二者的差异性。
两条例对立法宗旨的表述分别采用“为了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与“为了规范预算绩效管理”,哪一个更准确呢?由两部《预算法》立法宗旨观之:1994年预算法开篇就是“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2014年预算法则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因此答案非常明确,立法的目的在于制定规则,预算绩效方面的法律自然要为预算绩效管理活动制定专门规则,规范其相关活动,自然《内蒙古条例》与预算法更为一致。
《内蒙古条例》第八条关于共性指标与核心绩效指标、标准建设的要求,明确体现了《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关于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中明确了委托方甄选第三方机构的标准、第三方应承担的受托责任以及对其职业信用的管理等,使这一内容更加全面。对于“全覆盖”的范围,《青海条例》仅提到了四本预算,《内蒙古条例》第四条体现了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反映了预算绩效改革范围的扩展与深化。这些都是后发优势的典型表现。
由表3可见,《内蒙古条例》增加了对事前评估报告的报送要求,使管理流程更加完善。在评估结果运用上,《青海条例》要求将审核和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内蒙古条例》则更进一步,明确要求将评估结论作为预算资源分配的“门槛”条件,并根据评估结论在财政资金分配方面“区别对待”,明确了“入库”与预算的关系,即“未纳入财政项目库的项目不得安排预算”,从法律上避免了低效无效政策以及项目对财政资金的浪费,达到以绩效引导、约束预算分配、“挤出财政水分”的效果。
绩效目标管理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和龙头。表4显示,《内蒙古条例》对绩效目标管理的要求更加详细,第十五条给出了绩效目标的定义,第十六条增加了绩效目标审核的重点;在目标信息运用方面增加了“项目入库”的内容,与预算安排并重,第十八条明确列出了“特殊情况”的具体范围。
在监控方式方法的处理方面,两省区具有明显的互补性:《青海条例》只规定了监控方法(第十八条)、但未明确监控方式,《内蒙古条例》则仅仅规定了监控方式(日常监控与重点监控)、未明确监控方法。在重大政策、项目绩效跟踪机制建设方面,《内蒙古条例》明确了重点监控的内容(第二十二条),又可以视为《青海条例》的解释版,如表5所示。
表6显示,两条例关于绩效评价的内容在评价类型、部门职责划分、评价指标等核心内容方面的要求基本一致,不过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两条例对绩效评价的分类略有差别。绩效评价既可以按照评价主体的不同分为绩效自评与他评,后者包括财政和预算部门各自组织的重点政策、项目绩效评价。《青海条例》提到四种评价类型:单位自评、部门评价、财政评价、部门整体绩效评价,但对绩效评价与预算管理工作考核未做明显区分。《内蒙古条例》共提到五种评价类型,其中,财政收入绩效评价在《青海条例》中未曾出现。
2.在对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进行的评价方面,青海《条例》称为“考评”,未与财政部相关文件保持一致。
3.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实现全覆盖的周期选择方面,《青海条例》提出“以三年为周期”;《内蒙古条例》在草案中曾提出“以五年为周期”,但这一点在正式条例中被删除。
4.在绩效等级划分标准方面,《内蒙古条例》提出了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方式,《青海条例》未有此项要求。
表7显示,在绩效信息运用方面,两省区基本内容大致相同,如均提到建立“结果反馈—问题整改—通报—报告等机制”,但《青海条例》的规定较粗(第二十九条),《内蒙古条例》则更加全面、细化,如第三十条明确了对反馈整改机制的具体要求。在绩效与预算的挂钩机制方面,两条例均明确要求建立绩效与预算的“三挂钩”机制。在绩效报告制度方面,《内蒙古条例》明确规定了绩效报告的四项内容,《青海条例》则未明确提及相关要求。
1.在人大绩效审查方面,《内蒙古条例》明确提出了对预决算绩效审查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重要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决算草案同步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审查”,这无疑是地方绩效立法的一大亮点,既体现了绩效立法与预算立法的一致性,也标志着我国从绩效管理向绩效治理迈出了关键一步。
2.在绩效监督方面,《青海条例》内容较粗,仅提及人大和审计对预算绩效的双重监督。《内蒙古条例》则明确规定绩效监督包括人大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上级监督、内部监督等五种类型。
3.在绩效公开方面,两条例均有涉及,但《青海条例》规定较粗,《内蒙古条例》对公开的主体和内容分别作出了详细规定。
4.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方面,《青海条例》仅要求将绩效管理结果纳入政府考核与领导班子考核体系;《内蒙古条例》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考核与结果通报制度,并明确了部门领导和项目责任人各自应承担的绩效责任。
5.在整体结构方面,《内蒙古条例》将绩效监督、公开与考核内容合并列入一章,使整部法案在逻辑上更加合理。
1.对人大预算绩效审查权的认识不够清晰、重视程度不够。根据预算法,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预算具有审查权和监督权。《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人大对支出预算和政策开展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其中就包括“部门重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设定、实现及评价结果应用情况”。上述两条例仅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预算绩效管理活动实施监督,《青海条例》对预算绩效方面的审查只字未提,《内蒙古条例》虽然提及,但是与绩效监督置于同一条(第三十三条),且位于第二款,显然有悖人大审查与监督的正常逻辑。
2.对事前绩效评估环节顺序的处理不够妥当。绩效目标管理与事前绩效评估是预算绩效决策的关键,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其重要作用。两条例均将事前评估置于绩效目标管理之前,显然不合逻辑。二者之间的顺序取决于其承担的功能。绩效目标对政府各部门“欲办之事”进行细分,是申请预算资金的依据。因此理论上绩效目标与预算申请应该一一对应,事前绩效评估以拟出台的重大政策或项目为对象,得出的评估结论是对其是否应该获得财政支持作出的综合判断。事前绩效评估内容以《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的五性——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为主,可见绩效目标是事前绩效评估的内容。显然,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目标”后“评估”。
3.在绩效信息利用方面未考虑预算部门单位的需求。两条例对绩效信息的运用局限于预算挂钩、政策完善两个方面,显然这仅仅反映了财政部门的需求。其实,预算绩效最终产生于承担“花钱”职责的预算部门单位,他们对绩效信息同样存在较强的需求,如完善自身管理、优化部门资金分配等。只有切实认识到这种“好处”,才能激发其参与预算绩效化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点显然应该从法律上予以肯定,以体现绩效规则的公平性。
4.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内容相对薄弱。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自然应该用于预算绩效管理。《青海条例》未涉及预算绩效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问题,《内蒙古条例》则吸收了社会意见 ,将“信息化”内容写入第五条,但未作出具体阐释。
5.第三方机构的权利保护尚未得到明确体现。第三方与委托方作为绩效服务的买卖双方,二者地位是完全平等的。第三方机构作为受托方,在实践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两条例尤其是《内蒙古条例》关于第三方机构责任的规定比较明确,但对其应享有的权利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6.对预算绩效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不够。上述案例中,除《内蒙古条例》提及“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外,青岛与青海条例均未提及这一内容。各类预算绩效人才短缺问题已成为预算绩效化改革深入推进的严重障碍,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强化绩效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借鉴青海、内蒙古两省区经验,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可以围绕以下内容进行设计。
绩效观是指人们对预算绩效的基本看法,决定了绩效法治化的底层逻辑。我们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融入预算绩效的生成逻辑,构成“人民中心型预算绩效观”,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简称“人民绩效观”,如图1所示。
1.民之公需,绩效根基。预算绩效源于公共风险引发的公共需要,通过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消费而形成。因此,公共需要是预算绩效的源头和根基。人民幸福源于需要的满足。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的初心所在。“幸福”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满足。财政预算就是一种动员、集中和分配公共资金,保障各类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满足各类公共需要、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社会机制。
公共需要具有阶段性、动态性、递增性特征。预算绩效目标是公共需要的现实表达。从公共需要的表达到公共品供给的最终形成只有通过政府预算过程才能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在申请预算资金时必须提交绩效目标,以表示其“欲做之事”,申请的预算则是与之相应的 “欲花之钱”。因此,预算是绩效目标的“价格标签”。“事”与“钱”应该相互匹配。
“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绩效目标不仅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而且能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与时俱进。“公共风险→公共需要→公共品供给→绩效目标→预算申请”这一逻辑是预算绩效的根基所在。
2.受权于民,绩效法定。如果说预算编制的任务是制定公共品供给计划,那么,人大预算审查就是代表公共品需求方对该计划进行的审议与核查。因此,这是一个对“欲做之事”与“欲花之钱”是否匹配作出权威性审查、判断的过程。经人大审议批准的预算意味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确立;所批准的预算规模意味着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成本,所批准的绩效目标则意味着政府各部门对公共品供给预期绩效作出的承诺。
3.取之于民,绩效约定。一切财政收入均来自人民群众的贡献。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因税收而达成契约关系。人民与政府之间通过税收—公共品供给建立的关系被称为“财政交换”。对交换所得要追求“物有所值”,对交换成本则要追求“税有所值”,这是财政交换对公共品供给绩效的必然要求。
4.用之于民,绩效产生。“发展为了人民”,向人民提供其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乃政府存在的意义。绩效评价就是对这一交换进行“全面体检”的过程,评价报告的结论则是对交换结果值与不值作出的客观判断。
5.告之于民,绩效透明。人民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就自动获得了监督政府的权力。信息公开无疑是实现预算监督的前提。因此,预决算报告、绩效指标与绩效报告等绩效信息的公开是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实现的基本条件。
6.取信于民,绩效达成。赢得公信力、巩固执政地位是政府对于财政交换的普遍期望。较高的满意度可以转化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我国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作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政府自身对于公信力的强烈追求和对预算绩效化改革的高度期望。
预算绩效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将绩效意识和要求融入预算过程,使绩效“化”入预算、健全现代预算制度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从内容来看,预算绩效法治化需要规范的客体也正是绩效化改革必不可少的七大环节:①绩效目标→②事前绩效评估→③预算绩效审查→④预算绩效执行监控→⑤绩效评价→⑥决算绩效审查→⑦绩效信息运用。这些环节以“人民绩效观”为底层逻辑,基于预算周期并形成一个新的周期—预算绩效治理周期,两周期同步运行、同频共振,构成“预算—绩效双循环”,如图2所示[16]。
在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中,各省市纷纷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革模式,如广东经验、“北京模式”“廊坊模式”等。山东省也一直走在前列,是全国“优等生”。山东预算绩效管理以“1+2+N”制度体系为根基,已经建成颇具特色的“鲁版绩效立方”(如图3所示),形成规范的绩效信息利用机制[17],可以说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立法基础。毫无疑问,“鲁版绩效立方”将构成“山东省预算绩效条例”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要彰显“绩效共治”等特色,因为形式多样且不断创新的“绩效协同网”是助推山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持续深入又不断拓展的重要保障。参与“绩效共治”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监督部门、第三方机构和社会公众[18]。将这些主体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提升共治“绩效”的最优手段当属法治化无疑。
人大预决算绩效审查是预算绩效治理周期不可或缺的环节。舍此,预决算的法律性将无从获得,绩效的合法性也无从谈起。有学者建议将特定环节上的“审 查权”与笼统概括的“监督权”有机结合,形成全过程“在场”的新的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权力[19]。实践中,在预算审查时间有限的条件下,人大预算绩效审查可以考虑向前延伸:如邀请人大代表参与绩效目标审核与事前绩效评估过程,这无疑将大大提高人大代表履职的有效性,将有效地促进预算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此,需要在法条中单独列示人大预决算绩效审查条款,明确提出建立人大预决算绩效审查机制,强化其法律地位,保持绩效法与预算法的一致性。
预算部门单位是绩效责任主体,也是绩效的生产主体,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对改革的“绩效”和成败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对预算结果责任的要求要与对预算过程的放权相匹配。如果既对部门单位要求“花钱问效”,又对花钱过程严格约束,绩效化改革对预算部门的吸引力将缺乏基础,所寄予厚望的高绩效将难以产生,对预算部门单位也意味着一种不公平。以放松管制来“换”预算绩效,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因此,在对绩效立法的过程中,需要同时明确预算部门单位的绩效责任与相关权利。
第三方机构是预算绩效化改革必不可少的保障。其与财政部门、预算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非常清楚。预算绩效法既要明确第三方机构在参与预算绩效活动中的责任,也要保护其正当权益,避免拖欠绩效评价与咨询费用等现象的产生。
绩效化改革的全面化意味着对大量绩效人才的强烈需求。将人才培养的内容纳入法治化要求,才能使绩效人才长期短缺的局面逐步缓解并最终得以解决。
[1]习.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J].中国人大,2020,(22):9-10.
[2]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29):5-9.
[3]山东省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展与成效新闻发布会[OL].(2022-05-16)
[4]郑涌.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五周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行政管理,2023(12):6-9.
[5]李鸿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N].人民日报,2024-08-02(6).
[6]黄良进,肖松.美国政府绩效评估法治化:历程、特点与启示[J].学术界,2009(3):282-287.
[7]何文盛,蔡泽山.新时代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维度审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3):4-14.
[10]李婷.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法治化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3.
[11]刘剑文.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J].现代法学,2015(3):3-11.
[13]李大庆,王利军.“财税一体化”的法律逻辑与制度决定:一种公共财产法的视角[J].财税法论丛,2015(2):155-167.
[15]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N].内蒙古日报(汉),2024-09-30(6).
[16]晁毓欣,张廷松,黄见田,等.财政监督绩效化转型研究: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J].公共财政研究,2023(1):54-68.
[17]晁毓欣.鲁版绩效立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山东模式”的结构与特色[J].中国财政2024(11):32-35.
[18]晁毓欣.从山东实践看预算绩效共治的典型模式与特征[J].财政监督,2024(6):5-10.
[19]陈治.人大预算权配置:从绩效原则嵌入到绩效审查监督[J].地方财政研究,2022(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