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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第0357号
发布时间:2026-03-06
 经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中国成功的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不仅未受到金融危机的明显影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取得了9.1%、10.2%和9.2%的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中一枝独秀。  特别是在2011年,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欧美经济复苏乏力的条件下,为了应对货币信贷过度投放引起的通胀压力,我国政府果断调整了宏观政策取向,

  经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中国成功的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不仅未受到金融危机的明显影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取得了9.1%、10.2%和9.2%的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中一枝独秀。

  特别是在2011年,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欧美经济复苏乏力的条件下,为了应对货币信贷过度投放引起的通胀压力,我国政府果断调整了宏观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一年下来,我国不仅有效控制了通胀势头,还实现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实属不易。

  尽管如此,在实体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力度的把握等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并在2012年的政策实践中予以完善,从而真正实现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的要求。

  一是实体经济存在经营困难和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值得关注。去年虽然实施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体经济对财政政策积极程度的感受却并不明显,对货币政策的感受是冷若冰霜。货币政策紧缩、房地产限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限制等措施,不仅导致国内需求的减少,也使企业的融资变得十分困难,融资成本也大大提高,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普遍感到市场吃紧、资金吃紧,一些企业的资金链面临断裂风险,企业经营困难加重,部分企业因此倒闭。这一状况如果延续下去,不仅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就业、社会稳定和金融体系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或刺激力度,主要是由减税力度和财政赤字幅度决定的。相比于2009年和2010年每年约5000亿元的减税力度,以及中央财政赤字加地方政府债务新增规模而言,2011年由于减税规模、地方政府新增债务规模和中央财政赤字规模都在下降,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或刺激力度明显减弱。加之2011年税收收入增长24%,大大超过预算目标,形成了上万亿元的财政超收收入,这些超收收入又调入了预算调节基金,当年不能形成实际支出,这使得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大打折扣。在企业经营苦难加重、财务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实际税负又不能得到减轻,企业普遍感到税负偏重,利润大大减少,一些企业难以为继,不得不倒闭或破产。实体经济效益下降或陷入困境,最终对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会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因失业增加财政支出负担。

  三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过于从紧。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的从紧。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时,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多感到的是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达到21.5%的历史高位,基准利率也数次提高,央行对商业银行还实行贷款总量限制,银行监管部门实行严格的风险拨备要求、贷存款比率要求,以及对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贷款控制,甚至要求银行对已开工的政府投资项目采取只收不贷得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极度紧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速度,也由刺激时期的最高29.5%迅速降低到不到13%。正是因为资金供求关系的偏紧,银行贷款实际利率高达15%左右,民间借贷的成本更是高达30%-100%。货币紧缩政策的实施,大幅度提高了实体经济领域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财务成本,实体部门企业的财务报表质量受到实质性损害。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而银行的利润滚滚,以致有人感慨“挣钱挣得都不好意思了”。

  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注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在最近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多次指示要加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出台了给微小企业减税的政策措施,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微调,在稳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三者的关系上,把稳增长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后作出的英明决策。对于下一步如何为实体经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为利用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条件。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是我国难得的重要发展机遇期。欧美等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问题的拖累,需要调整结构、缩减政府开支,难以顺利从衰退中复苏,将经历一个较长的缓慢复苏过程。在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时,我们如果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不仅对全球资源的价格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而且5年后我们会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力量的对比,也会发生有利于我国的变化。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难得的机遇。考虑到无论是横向比还是纵向比,我们的通胀水平并没有失控,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不应该把我们的增长速度调下去,而应该继续为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创造条件。容忍一定程度的温和通胀,不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质性伤害。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真正体现积极。首先,中央财政应该加大对微小企业减税的力度。目前对微小企业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政策还设定了时限,有效期只到2015年。而纵观世界各国,由于微小企业无论在什么时间段,都属于弱势企业,考虑到其对创业和就业的实际意义,各国对微小企业实行减税政策是普遍的政策措施,不存在所谓时间限制,我们的政府在财政收入连创新高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大方一点。其次,应该根据产业政策的方向,对新兴战略性产业、服务业等国家鼓励的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在一定时限内,实施增值税和所得税方面的税收减免。第三,保持必要的政府举债规模,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以地方政府债券替代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部分债务,为地方政府过去两年举债建设的在建项目提供低成本的后续融资,确保在建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发挥效益,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稳定政府投资需求,有利于稳定部分中小企业的订单。

  三、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真正体现稳健。一是货币政策应稳中有松,对流动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特别是信贷规模的控制要适度,避免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结果一定是部分在建项目难以续建,企业资金链面临断裂,导致实体经济和银行的资产质量都会受到损失。二是减少数量型工具的使用,更多使用价格工具,推动利率市场化。实施数量管制的最大弊端是很难把握合理的数量规模,通过利率市场化和利率等价格手段的调整,可以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合理判断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防止货币政策过紧或过松。三是合理把握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避免过度升值。我国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超过30%,使出口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财务成本上升、汇率升值等多重压力,升值的幅度应该与出口企业转型的进展有所协调。结构转型不是一天、一年就可以完成的,企业需要过渡期来适应。

  四、完善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为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房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长,与居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密切相关,是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自2010年开始对房地产实施限购、限贷等调控措施以来,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回落,一些房地产企业由于市场和资金的双重压力,已经难以为继。这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值得慎重对待的一面。首先,房地产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回落,有利于形成理性的房地产市场,具有积极意义。其次,考虑到房地产业从长期看依然是我国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需要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大量房地产企业如果陷入困境,不仅不利于行业的未来,也会影响今后的市场供给。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细化并进行完善。一是对于合理的房地产开发行为,金融机构应该继续提供融资服务,资本市场也应该为房地产企业合理开发项目的直接融资提供服务,不能简单地因为房地产调控而限制对开发商的融资服务;二是现行限购政策应该进一步细化,一线城市的限购,应该只限于普通商品住房,而对于高档商品住房的购买需求,应该放开。高档商品住宅的价格,与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需求没有直接关系。放开高档商品住宅的限购,还可以吸纳市场的流动性,减轻对其他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