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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典型案例发布
发布时间:2026-04-30
 近年来,平台经济驶入发展快车道,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不断壮大,已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近日,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聚焦劳动关系认定、平台责任界定、职业伤害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助力构建司法引领、多方协同、共治共享的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良好生态。  某文化公司在宁波市内经营“蜂鸟即配”业务,并由某科技公司为其推荐、选任配送员,配送费由某科技公

  近年来,平台经济驶入发展快车道,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不断壮大,已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近日,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聚焦劳动关系认定、平台责任界定、职业伤害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助力构建司法引领、多方协同、共治共享的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良好生态。

  某文化公司在宁波市内经营“蜂鸟即配”业务,并由某科技公司为其推荐、选任配送员,配送费由某科技公司代付。2024年3月1日,孙某某与某科技公司签订《自由职业者承揽协议》,约定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不构成任何劳动/劳务或其他类似劳动法律关系。同日,孙某某注册为某平台骑手,代理商为某文化公司。2024年3月6日,孙某某送餐时被小货车撞伤。当日雇主责任险保险单显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某文化公司,雇员岗位为外卖配送人员。孙某某提交的站点工作群聊天记录显示,主要聊天内容为站长发布排班、考核、罚款、工资等。孙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其与某文化公司之间在2024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劳动关系应通过判断双方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这一核心特征综合认定。某文化公司的站长通过微信群发布排班、考核、罚款、工资等内容,对孙某某等骑手的工作内容、出勤时段和时长均有明确要求,且规定未达标者需要罚款,存在较强程度的用工管理。某文化公司作为投保人为孙某某购买了雇主责任险,委托某科技公司以月为周期向孙某某发放报酬,并从每单配送上赚取差价,从孙某某的劳动中获取了直接利益。故某文化公司对孙某某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至于平台用工模式下,企业通过拆分劳动要素试图规避用工风险的做法,不影响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法律判断。故法院依法认定孙某某与某文化公司之间于2024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

  与传统劳动用工相比,互联网平台用工在管理方式、技术手段和生产资料配置等方面存在独特之处,但未改变劳动管理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明确提出了支配性劳动管理的概念,通过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主营业务存在转包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结合实际用工管理主体、劳动报酬来源等因素,依法认定与劳动者关系最密切的企业为实际用工主体。本案中,某供应链公司系某站点的实际经营者,杨某在该站点从事分拣工作,接受站点的管理调度、奖惩考核,劳动报酬亦由某供应链公司转入某科技公司账户后再转账给杨某。某科技公司未对杨某进行实际用工管理,结合两家公司签订的项目外包协议、某科技公司与杨某签订的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以及各方的陈述,可以认定某科技公司仅是代为进行薪资发放的线上渠道,而非实际用工主体单位。综上,杨某系由某供应链公司直接安排工作、进行用工管理、决定报酬支付,应当认定杨某与某供应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在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的当下,劳动关系的形式日益灵活多元,薪酬结构与用工管理模式不断创新,部分用人单位借“业务外包”“合作经营”之名,行规避法律责任之实,试图以合同表象掩盖真实的劳动关系本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穿透表面约定,结合实际用工情况进行实质判断,核心在于审查劳动者是否实际受到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约束、服从用人单位指挥管理与检查考核等,即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实施了实质性的支配管理。同时,须综合考量劳动者工作内容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劳动者收入是否主要或全部来源于用人单位、劳动者工资报酬来源等因素,精准锁定劳动关系的真实归属。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王某与某健身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理由如下:一是王某虽然居家上班,但其工作内容均与某健身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关;二是某健身公司的股东竺某某通过微信管理王某的工作并按时支付工资,王某系从事某健身公司的有偿劳动,并通过第三方公司缴纳社保;三是竺某某作为某健身公司的股东兼高级管理人员,其要求王某完成的工作内容均是健身房经营所需,王某有理由相信某健身公司系实际用工主体。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某健身公司未履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某健身公司无正当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已构成违法解除,应支付赔偿金。据此,法院判决某健身公司向王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7778.43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108元。

  24小时自助健身房经营方式有别于传统用工模式,劳动者无需每天到岗上班,仅需居家办公,通过线上操作解决相关服务问题。此种用工模式存在工作地点灵活、无须考勤等特点。本案中,法院充分考虑了公司股东通过微信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且在固定的上班时间提供线上服务,向公司定期交付工作报表,公司按月发放固定报酬等因素,最终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体现了对居家办公这类新型用工模式的司法态度,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司法保障。

  某家政公司通过运营小程序或APP为社会提供家政服务,并通过工单系统向家政服务人员派单。某家政公司在宁波设立子公司进行运营,杜某某等50余人受宁波公司招录并签订《承揽协议》,协议约定家政服务人员无权拒绝系统派单,并受考勤、制度约束等用工管理。2024年7月10日,宁波公司注销登记,但某家政公司仍正常派单直至2024年8月底。2024年7月17日,杜某某在工作中受伤,后经鉴定构成工伤十级伤残。杜某某要求某家政公司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家政公司宁波公司与杜某某虽签订《承揽协议》,但其中内容约定杜某某无拒绝派单权利,并受考勤、制度约束等用工管理,可认定受到支配性劳动管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某家政公司未经清算注销其宁波公司,依法应承担注销前的劳动报酬支付义务。在宁波公司注销后,杜某某与宁波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实际仍按原用工模式受某家政公司的支配性劳动管理,相应劳动成果也转化为某家政公司的业务收入,故认定某家政公司在其子公司注销后与杜某某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杜某某在工作期间受伤,应由某家政公司承担工伤赔偿、支付劳动报酬的用工主体责任,遂判令该公司支付劳动报酬3400余元、赔偿工伤保险待遇61000余元。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导致注销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新就业劳动者欠薪、工伤赔偿纠纷增多。本案例参考入库案例裁判规则准确认定劳动关系,并合理界定平台企业注销前后的劳动关系主体,为平台企业注销后新就业群体欠薪纠纷、工伤赔偿纠纷处理探索了高效化解的路径,也树立了平台企业难以通过注销达到规避用工责任的裁判导向,切实保障了新业态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应对劳动给付关系本质进行综合、实质性审查的过程,旨在甄别具备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的典型劳动关系。本案中劳动关系三重从属性分别审查如下:一是经济从属性较弱。从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可见,该结算方式有别于通常情况下的劳动工资支付方式。二是组织从属性存疑。付某某在某货运公司做快递员之前,曾注册过两个快递门店,经营快递业务,同时使用多名案外人账户进行派送与结算,对此付某某也未作出合理解释。三是人身依附性不强。某货运公司对付某某上下班时间没有明确要求,也无需考勤打卡,其人身自由受雇主意志约束较弱。综合以上原因,法院遂判决驳回了付某某的全部诉请。

  本案通过精细化权重分析,结合“日结”“高薪”“无考勤”等关键特征,将此类高自主、高收益的新型合作关系明确排除劳动法律规制范围,既避免劳动关系认定泛化,也为新业态用工的司法审查提供了“强自主—弱从属”的典型判例。一方面可促进平台用工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为探索分类保障、协同共治的新业态治理框架提供了司法样本,倡导权责对等的市场观念,推动劳动法保护精准聚焦。

  2023年3月,黄某某与某传媒公司签订《艺人签约协议》1份,约定:黄某某同意成为某传媒公司旗下签约艺人,公司经纪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代理黄某某的互联网演艺、线下演艺、广告代言、明星周边及出版物等与演艺事业相关的所有活动及事务。黄某某有权从公司获得其演出收益,收益具体结算方式为:由某传媒公司或授权第三方安排黄某某在直播平台上进行互联网直播等线上活动,双方按照直播平台规则进行收益分配;由某传媒公司为黄某某安排现场演艺或其他商业演艺等线下活动,黄某某委托某传媒公司代为收取相关酬劳,扣除演艺成本及其他必要成本后双方共享相关收益。2023年5月及8月,某传媒公司分别向黄某某转账10224.88元、16575元,摘要为“4月份结算”“转账”。后黄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工资差额、未休年假工资等。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协议内容看双方明确约定为平等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从管理程度看,公司对主播进行演绎培训、规范引导、流量支持等系行业惯例范畴内的运营管理,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从劳动自主性来看,主播无需遵守考勤管理等劳动纪律,收益主要来源于粉丝打赏并按约定比例分成,不具有劳动关系项下薪酬的稳定性与周期性特征。故黄某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依据不足,其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请亦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黄某某的诉讼请求。

  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通过明确劳动关系的认定边界,在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之间实现平衡。法院坚持以“支配性劳动管理”为核心标准实质审查法律关系属性,既防止企业以合作协议等形式规避建立劳动关系,也避免将一般合同关系不当纳入劳动法调整。这一裁判导向有利于引导新就业群体根据自身从业方式选择恰当的维权路径,促进各方对法律关系形成稳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