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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 未来可期:一场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对话
发布时间:2026-06-21
 2021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发展作出总体规划、明确具体方向。2026年初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静林表示,《意见》确定的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历经五年时间,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智慧税务

  2021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发展作出总体规划、明确具体方向。2026年初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静林表示,《意见》确定的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历经五年时间,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智慧税务建设为税收治理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如何提升税费治理效能?……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税务》采访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平,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马富强,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荣辉,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制度处处长张长飞,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王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处长孙健,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处长温卫华,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曹筱三,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九龙坡区税务局谢家湾税务所所长朱瑜等9位来自不同税收业务条线的代表,纵谈《意见》落实五年来的收获和感悟,分享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期待和展望。

  《意见》把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摆在突出位置,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这里的“功能强大”如何理解?税务部门推动智慧税务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效?李平:

  我理解,智慧税务的“功能强大”主要体现为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它是指以云平台为依托,以智能算法为引擎,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要素的驱动力,集成一切可集成的数据信息,让税务执法、服务、监管与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实现深度融合、高效联动和全面升级,推动征管方式实现从“收税”到“报税”再到“算税”、征管流程从“上机”到“上网”再到“上云”、征管效能从“经验管税”到“以票管税”再到“以数治税”的根本性转变。

  近年来,税务部门加速推进智慧税务建设,例如,依托税收大数据云平台运转,实现法人税费信息“一户式”、自然人税费信息“一人式”智能归集和税务机关信息“一局式”、税务人员信息“一员式”智能归集;全面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基本实现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上线运行全国统一规范的新电子税务局,推动税费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化升级提效……这些实实在在的变革,都是智慧税务建设成效凸显的直观体现。

  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是《意见》的一项具体要求。2024年12月1日起,全国正式推广应用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以下简称数电发票),从应用情况看,数电发票有哪些优势?对纳税人有何影响?马富强:

  发票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凭证,也是税收征管的关键抓手。数电发票的核心优势在于去介质、去版式、赋额制。全面推广数电发票以来,企业不再需要传统的针式打印机、税控专用设备,也省去了开票前领用、开票时增量、开票后验旧的环节,系统会根据纳税人的纳税缴费信用和风险状况自动赋予开具总额度,用票更加灵活自主。同时,发票的开具、交付、查验、报销、入账、归档实现了全链条闭环管理,纳税人登录税务数字账户即可一站式管理所有发票数据,发票信息实时同步、自动归集。可以说,凭借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数电发票让开票流程更简化流畅、交易管理成本更低。以上海为例,在推广应用数电发票的过程中,税务部门注重适配乐企平台,通过将税务系统与企业业务系统直连,积极开展数电发票创新场景应用试点。例如,新办企业“开业即开票”、停车场“支付即开票”、大型商超平台“订单即开票”、加油站“交易即开票”等,让智慧税务成果惠及更多纳税人。

  《意见》对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出明确要求。在税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给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带来哪些可能?李荣辉:

  当前,各领域都在加紧研究如何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的生产力。税收征管因其数据清晰、规则明确等数字化特质,与人工智能天然具有极高的契合度。可以预见,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深刻影响税务工作的底层逻辑,充分释放税务部门在金税四期建设等方面积蓄下的数字化潜能,推动税收征管向智能化加速转型。具体有以下四点表现:一是从“人找数”到“数找人”。税务干部往往需要自主查询、比对海量数据才能发现涉税风险,效率低且易遗漏。人工智能可通过构建多维标签体系和知识图谱,自动理解业务场景、识别风险特征,并主动把疑点推送给税务干部,实现让信息找人、让数据追风险。

  二是从“被动接”到“前端防”。人工智能利用实时流计算和检测模型,在业务发生的同时即可进行监管评估。例如,对新办企业短时间内发票频繁增版增量的行为,通过自动比对团伙标签、分析开票行为特征等,采取“规则+算法”双重校验,能够前置阻断开票,将风控关口从事后前移至事中乃至事前。

  三是从“人盯户”到“机助人”。在“管户+管事”税源费源管理方式下,基层可能面临人均管户超量、管理服务压力较大等问题。人工智能可依靠深度学习,综合申报、发票、信用等多维数据,自动标注异常点并提出处理建议,让机器负责对海量数据的筛查与初判,税务干部腾出更多精力和时间用于高风险户的确认与处置,使“管户+管事”机制更好落地见效。

  四是从“看经验”到“看数据”。传统的征管资源调配、政策评估调整等工作高度依赖个人经验,主观性较强。人工智能则可通过机器学习,从海量历史数据中提炼规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

  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在税务领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可加快顶层设计,明确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与安全规范;加快场景创新,在风险预警、智能管户、政策咨询等场景上进行率先突破;加快试点推广,推动形成可复制的“税务+AI”方案,让技术红利更好转化为征管效能。

  《意见》要求,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对此,税务部门进行了哪些探索,如何确保税务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王珊:

  规范执法是税收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近年来,税务部门深入贯彻习法治思想,坚持依法依规征收税费,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坚决守住不收“过头税费”的底线,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经济税收秩序。以北京市税务局为例,我们严格按照《意见》部署要求,锚定精确执法改革目标,持续推进税务执法规范化精确化。一是夯实规范税务执法根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通过建立市区两级互联网端统一公示平台,依法主动公示执法主体、职责、依据等信息,实现执法阳光公开透明;上线税收执法音像记录平台,确保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环节嵌入核心征管系统,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不得作出决定,严把审核关口,守住执法底线。

  二是落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立足基层税务执法实际,建立健全“事事明责、人人尽责、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责任落实机制,常态化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推动执法队伍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稳步提升,确保执法行为日趋严谨规范,执法权威性和公信力稳步提升。

  三是统一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1年,牵头制发《京津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全国率先实现跨省市区域全面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优化升级扩围为《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将区域执法规范化成果扩大到华北五省市,为经营主体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税务部门是重要的执法部门,在《意见》落实中,如何做到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还有准度,实现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的“双提升”?张长飞:

  习强调,既要以最严格的标准防范逃避税,又要避免因为不当征税导致正常运行的企业停摆。税务部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通过查处违法、倡导守法、保护合法,持续提升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一是坚持精确执法,严格规范涉企税务检查。税务稽查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和税务总局关于统筹规范税务检查的工作要求,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坚持“三不开展一不放松”原则,即不开展“多头式”重复检查、不开展“一刀切”简单执法、不开展“集中式”入户检查,不放松“精准性”打击违法。进一步规范和明确稽查检查的范围、频次、程序等内容,推动涉企税务检查减频控量、提质增效,坚决杜绝“乱检查、乱查封、乱罚款”,坚决防止不当检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着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

  二是坚持宽严相济,依法打击涉税违法行为。一方面,持续健全动态“信用+风险”税务监管体系,切实加强税务监管和税务稽查。秉持“依法打击违法就是对守法经营企业最大保护”的理念,聚焦税收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依法查处涉税违法行为,常态化曝光典型案件,强化警示震慑,始终保持对涉税违法行为特别是恶意偷逃骗税行为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执法方式,在全国税务稽查部门全面推行“说理式执法”,促进执法刚柔并济、法理相融,努力做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同时,深入实施非强制性执法,鼓励企业自查自纠,积极引导企业合规经营、促进税法遵从。

  》:“不断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是《意见》明确的重要工作原则。近年来,税务部门在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王珊:

  法治从来不只有刚性的“硬”,执法温度的“柔”也是法治公平的重要一面。《意见》要求“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有效运用说服教育、约谈提醒等非强制性的执法方式”“坚决防止粗放式、选择性、一刀切的执法”。对此,北京市税务局不断创新执法理念,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一是推广“首违不罚”彰显包容审慎。将落实“首违不罚”作为优化执法方式的重要举措,对首次发生“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等多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并优化首违不罚程序,实现线上线下理。“十四五”期间,北京市税务局累计办理“首违不罚”23.3万户,收获良好社会反响。

  二是开展“说理式执法”体现法理相融。积极开展稽查“说理式执法”,坚持“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执法理念,提升稽查执法的公信力,充分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针对被查企业开展专题税收法规辅导,为企业提供合规性建议,赢得企业理解及配合,实现执法与普法相结合,有效降低执法成本。

  三是施行非强制性执法实现宽严相济。按照税务总局部署,北京市税务局在一般纳税人登记、发票领用开具、反避税管理、欠税管理、大企业税收管理、税务稽查等6个业务领域,推行说服教育、约谈警示、风险提醒、自查辅导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在预防和化解涉税矛盾纠纷、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税法遵从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展望未来,随着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方式,深化智慧税务应用,统筹推进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同,不断提高执法质效与公信力,必将以更高水平的精确执法推动税收治理效能有效提升,以更优的税收法治环境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意见》提出,切实减轻办税缴费负担。在这方面,税务部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李平:

  在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进程中,“纳税人缴费人”始终是核心的关键词。为让纳税人缴费人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税收征管改革红利,税务部门大力推行优质高效智能税费服务,切实减轻办税缴费负担,助力经营主体轻装上阵。一是深化数字赋能,推动从“报税”向“算税”转变。依托以新电子税务局为核心载体的一体化应用平台体系,推广“非接触式”办税缴费,97%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事项可在线上全流程办理。推行智能申报预填,积极推广“乐企”平台,不断优化“自动算税”申报方式,实现86项税种业务自动预填,70%的纳税人一键确认或简单补正即可完成申报。

  二是优化服务方式,实现从“单一服务”向“集成服务”跨越。推行“关联申报”服务模式,实现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15个税费种关联申报、一键缴税。持续优化升级“跨域办”“跨境办”“批量办”“一窗办”等集成式服务场景,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三是强化精细服务,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转变。持续优化“政策找人”机制,强化税费服务的智能化、精细化、个性化,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标准化办理”到“定制化服务”的根本转变。

  《意见》对建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有着具体要求。新电子税务局的建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与之前相比,新电子税务局“新”在何处?温卫华:

  为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税务总局紧扣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化的建设思路,打造推出了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结合厦门市税务局近两年的实际使用情况,这套全新系统有三个比较突出的“新”亮点:第一个“新”是实现了可信身份认证和系统的全国统一。可信身份认证体系具备防篡改、防冒用的安全防护能力,全方位保障纳税人缴费人数据信息安全。同时,“一地注册、全国互认”使得跨区域办税无需重复核验身份,彻底解决了过去各省系统独立建设、服务标准不统一、用户体验参差不齐等问题。

  第二个“新”是实现了税费申报的智能升级。系统全面推广数据预填服务,把过去“逐表逐项手动填报”的方式,改为数据预填报、一键式确认申报,很多高频业务无需填报、点一下确认就能办好,从根本上简化了申报流程、缩短了办理时间,税费申报效率得到全面提升。

  第三个“新”是实现办税服务的精准化、协同化升级。新电子税务局与征纳互动平台深度联动,全面实现“问办协同”一体化服务,能够随时解决纳税人缴费人办理过程中的疑问,真正满足纳税人缴费人“不见面、不找人、不跑路”的办税缴费需求,让线上办税更省心、更贴心。

  从我们日常收集的使用反馈来看,特别是在开业办税、税费申报、办税服务等方面,纳税人缴费人反响较好。比如,系统与市场监管部门数据自动对接、实时共享,能根据新办纳税人的经营情况,自动匹配涉税信息、完成税务接入,真正做到“开业即可开票”。目前,税务总局还在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功能,不断精简办税流程、降低办税成本。厦门市税务局也会继续做好推广使用和运维工作,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为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支撑。

  “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是《意见》的主要目标。税务部门服务着几千万企业纳税人、数亿自然人纳税人,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纳税人开展好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朱瑜:

  基层税务所是直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前沿阵地。我所在的谢家湾税务所管辖范围以商业综合体、核心商圈为主,商户类型多、需求复杂、流动频繁。在实践中发现,新办纳税人、自然人、平台企业这三类纳税人缴费人户数只占税务所管户量的10%,但问题诉求占总体诉求的50%,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立足这三类人群的特点和个性化需求,我们提供了差异化服务和管理措施。例如,新办企业涉税问题具有重复性,我们就整理税务登记、票种核定、首月申报等资料,通过新电子税务局和微信群主动推送;自然人存在系统操作困难等问题且涉税疑问较为分散,我们就制作以图文步骤为主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等热点问题的操作卡,同时在申报期前发送短信提醒;针对平台企业,我们按照餐饮、住宿等行业建立答疑分类册,将历史咨询问题归类形成《平台企业高频问题库》,遇到新问题时及时更新模板,有效提高沟通质效。曹筱三:

  不同类型纳税人需求不同,如果做不到“量体裁衣”,就会陷入“大水漫灌”式服务误区,无法契合经营主体实际,极易造成服务资源空耗和征管效能弱化。为此,无锡市税务局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利用数智技术实现线上线下协同高效。对于线上服务,持续升级电子税务局,紧扣不同纳税群体的办税能力、业务特点和实际需求,注重系统功能配置的“因人而异”。例如,针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推出简易确认式申报,实现多税费种自动预填、一键办结;针对TSC5级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一键零申报功能,支持业务批量处理、即时办结。对于线下服务,持续优化办税服务厅的分流导税机制,结合业务类型、纳税群体特征,科学设置多个功能专区:线上体验区满足业务熟手的自助办理需求,综合服务区为办税新手提供全程帮办辅导,争议调解区专门受理疑难业务咨询和涉税矛盾调处。

  另一方面,借助数据画像实现税费服务精准滴灌。依托税收大数据,从企业规模、经营类型、信用级别、生命周期及自然人等多维度,为纳税人建立精准标签、绘制专属“画像”,定制差异化、个性化服务策略。具体而言,面向大企业,提供定制政策解读和集约事项办理服务,分行业编制税务风险内控指引、税收遵从指引,引导大企业将税务合规变为内生竞争力;面向中小微企业,聚焦普惠性税费政策落实,提供政策提示提醒服务,重点开展易错事项辅导,同步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面向新办纳税人,重点推送社会保险费缴纳、新办企业套餐办理等指引,做实基础政策宣讲和办税流程辅导,助力新办经营主体快速起步、规范办税。

  “十五五”时期,还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合规引导,分类精准施策,以更加精细、智能、个性的服务高效响应办税缴费诉求,持续涵养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生态。

  《意见》强调精准实施税务监管,要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这一机制有何特点?对提升税收征管效能有何助益?李荣辉:

  新型监管机制有四个特点比较突出。一是重集成,税务总局以“信用+风险”闭环管理为统领,联合公安部等八部门建立了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推动跨税费、跨领域监管统筹和任务扎口,让税务监管从“碎片化”走向“一体化”。二是重感知,税务总局把提升基层税源感知能力作为税费征管“强基工程”的关键,大力推进“管户+管事”税源费源管理改革,全面强化前端风险化解能力。三是重数据,税务总局大力推进智慧税务建设,与其他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推动实施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等制度,破除监管难点与空白。四是重穿透,针对复杂业态和薄弱环节,税务总局以“支付即开票”试点、数电发票全面推广为抓手,在终端消费、成品油管理等领域推动穿透式监管试点,有力攻克了监管领域的顽瘴痼疾。实践表明,新型监管机制推动税收征管效能大幅提升。一是机制上真正统起来了。过去,税务监管税种间、环节间、层级间不免有空白地带。现在,跨税费联动、跨领域协同成为常态。例如,湖南省税务部门通过省、市、县三级协同监管,不入户不翻账就能精准锁定企业未开票收入疑点。二是数据上真正聚起来了。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平台、新电子税务局等建成以后,涉税数据真正实现了全国大集中,加之平台涉税信息报送、银行账户信息共享等措施,平台经济、股权转让等监管难题有了破解办法。三是手段上真正强起来了。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让以前难啃的硬骨头有了突破口。例如,湖南省税务部门尝试在成品油监管领域引入地理信息系统、电子围栏技术,结合运单轨迹数据,打通“产运销”全链条,成效明显。四是效能上真正好起来了。税务总局通过“强基工程”抓任务统筹、抓基层赋能,推行“管户+管事”税源费源管理新机制,减频控量的同时有力提升了监管质效。

  深入推进精准监管,关键在于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税务部门如何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孙健:

  税务部门紧扣“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要求,坚持“以数治税、精准施策、协同共治、防查并举”,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作为在税务总局落实《意见》全面评估中位列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省税务部门主要从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强化日常管理,夯实监管基础。将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作为全局性任务,推出23项64条“强基”举措破解“漏征漏管、少征少管、难征难管”问题,出台54项213条举措推动“强基工程”起势见效。二是聚焦重点领域,构建监管机制。将396万户未办税户纳入管理,未办税户占比大幅下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落实《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开展特色行业、专业市场税源“找盯管”工作和小规模纳税人“化整为零”等专项治理。三是创新征管模式,提升监管效能。深入推进高水平“人机结合”,健全数据“能用、易用、会用”链条,首创终端消费领域“交易即开票”嵌入式监管新机制,在经营性停车场等14个行业开展试点以来,发票开具量同比增长近14倍,实现征管自动化、实时化。《中国税务》:

  如今,数字经济浪潮奔涌,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灵活用工、网络货运等新业态新模式迭代加速,各类经营行为呈现交易隐蔽化、主体分散化、业态跨界化等显著特征,给税收征管带来“监管难、取证难、定性难”的全新挑战。税务部门要着力破解新经济新业态“虚拟化、流动性、海量性”带来的征管难题,以更加显著的税费治理效能推动构建法治公平的良好税收生态。一方面,要坚持数据搭台,筑牢精准征管底座。构建“多维数据融合+智能分析”体系,归集平台内经营者的收入、申报、状态等信息,精准识别虚报少报收入风险点,结合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及其配套文件,对达标转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进行准期申报提示提醒。另一方面,要加强协同治理,凝聚多方共治合力。对内,紧扣平台经济监管链条长、环节多特点,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对外,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未办税户、“刷单炒信”企业加强数据共享与风险共治,更好促进新经济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05

  :《意见》提出深入推进精诚共治,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在依法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税务部门如何充分发挥协同合力,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张长飞:

  近年来,税务总局持续推动部门协同共治,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等部门,持续强化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全国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形成从行政执法到刑事司法全链条、一体化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新格局。一方面,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共治机制。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的部署要求,坚持精准监管、精诚共治,持续完善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密切协作配合;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及时研判涉税违法犯罪形势和特点,统筹开展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持续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提高打击工作的协同性和精准性。

  另一方面,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坚持“讲政治、守法治、强数治、抓共治、促长治”,对各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持续打击、依法惩治;坚持精准施策、同向发力,深化多部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联合研判、协同打击,加强联合治理,不断提升惩治效能;坚持以案说税、以案释法,持续强化警示震慑,坚决遏制涉税违法犯罪多发态势,着力营造更加规范有序、更显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税收征管改革的纵深推进,同时也是持续凝聚税收治理合力的过程。税务部门在构建税收共治新体系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李平:

  税收治理效能全面提升的背后是协同共治的系统合力。近年来,税务部门聚焦加强数据共享、部门协作、社会协同、国际税收合作等领域,不断健全“党政领导、税务主责、部门协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国际合作”税收共治新体系,持续凝聚税收治理合力。一是强化部门协作,推动税收治理从“单兵作战”到“综合治理”转变。依托政务数据交换平台,建立部门间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市场监管、人社、医保、海关等部门涉税数据实时推送,夯实“以数治税”基础;持续推进税务总局、公安部等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聚焦虚开、骗税、骗享税费优惠等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全链条协同。

  二是强化社会协同,推动税收治理从“单边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出台《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规范涉税中介执业与合规引导,发挥其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税收治理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创新基层税费争议化解机制,将矛盾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基层。强化纳税缴费信用与社会信用联动,实施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体现税收共治的社会效益。

  三是强化国际合作,推动中国税务从“规则接受者”向“共同制定者”转变。加强中国“税路通”品牌建设,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持续扩大和完善税收协定网络,全面实施《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为推动全球税收共治贡献中国税务智慧。

  改革越深入,遇到困难挑战的复杂性也就越高,更需各地区、各部门协同发力。应继续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持续拓展税收共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多方参与的常态化长效化协作机制,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